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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对汉语的认识构成了西方现代知识的一部分。本书从世界文学的思想谱系出发，论述了语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主要考察西方汉语观形成、发展、传播和扩散的过程及其在思想史上的意义，尤其重点关注它在西方思想史内部的承续，以及对现代中国语言、文学和思想的影响。通过将西方汉语观与中国语言文字改革运动联系在一起，作者发掘了现代语言思想和知识话语体系之间的联系，说明中国语言改革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并不是孤立的、完全本土化的社会实践，而是具有世界意义的现象。汉语成为西方现代学术与现代中国文化之间接触的纽带和媒介，这就是“汉语的意义”。

编辑推荐

“世界文学”之所以在二十世纪末重新受到学术界、批评界的重视，是因为它为我们重新认识全球化条件下的现代文学提供了新的视角，尤其是为我们重新认识中国五四以后形成和发展的现代中国文学及其和世界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可能。对于如何认识、把握和实践世界文学，不少批评家和学者提出了富有创见的理论和观点（如Franco Moretti, David Damrosch, Pascale Casanova等 ），但对于世界文学源远流长的人文主义传统及其在现代思想知识体系的建构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关注不够，而有关中国文化和语言对于西方现代思想和世界文学发展的贡献则更为少见。

本书的目的之一是重访这段被遗忘的思想史。在西方现代知识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条件和背景下，通过讨论西方汉语观的形成和发展及其在现代知识生产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本书从世界文学的角度指出西方汉语观是东方主义的知识形态，不仅为西方现代思想提供了必要的参照系统和自我建构的理由，而且在欧洲经过近三个世纪的传播后，在其发源地的中国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影响。理论永远是旅行的理论，观念在传播中才能显示出实践的力量。中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尤其是文字改革运动也是自我东方主义的过程充分说明作为流动和传播的世界文学的存在和作用。考察某种知识形态的重点应该是知识生产的方式。讨论西方汉语观，当然需要指出其中的谬误和偏见，但这并非研究的目的。西方汉语观既是历史的产物，必然充满谬误和偏见，因为这是其知识形态存在的可能性条件。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谬误百出的西方汉语观可以流传几百年，构成西方有关中国文化的东方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甚至规范了西方对中国文化、社会、历史的观念？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有关中国语言论述漏洞百出，但在历史的长河中辗转循环，流传到中国后，竟然影响了几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语言的认识，引发了声势浩大的语言改革运动，为现代中国知识界的自我东方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合法化、正当性的理由？

作者简介

童庆生，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英国文学、世界文学，伦敦大学英国文学博士、英国科学院-国王学院（伦敦）博士后、哈佛-燕京研究员，曾任香港大学英文学院院长。现为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和外国语学院双聘教授（二级），“百人计划”学科带头人。著作、编著（合编）八种，包括专著Reconstructing Romanticism: Organic Theory Revisited (Salzburg, 1997)；在boundary 2、Interventions、Eighteenth Century Studies、 Essays and Studies、《外国文学评论》、Language Sciences等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50多篇论文，代表性论文包括“The Bathos of a Universalism: I. A. Richards and His Basic English”和"The Aesthetic of Imperial Ruins: The Elgins and John Bowring”等；现任香港大学英文学院荣誉教授，香港岭南大学英文系校外学术顾问，boundary 2: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iterature and culture 和Journal of Asia Pacific Communication 等国际学术刊物顾问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