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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权政治：经济学家、政策专家和那些被遗忘的穷人权利》2010年2月28日，俄亥俄州西北部伍德县的两万多名村民在一阵机枪扫射及纵火中被逐出家园，理由是某英国公司想在他们的土地上植树造林，再出售木材，于是当地军队出面襄助。令人震惊的是，专司与全球贫穷做斗争的世界银行竟赞助且促成了此次驱赶行动。对于这一骇人听闻的时间，媒体报道寥寥，国际社会也未能给出最后的解决方案，这是为何？
随后，本书作者、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伊斯特利解释说，此事其实发生在乌干达的穆本德地区，由此引出本书的核心议题：富人与穷人的权利。这个地理错位的假设反映了一个不争的事实：美国若是发生此事，便会举世瞩目，而乌干达遭遇此事，又有谁知道和关心呢？
穷人的权利一直以来都是国际社会纷争不断的议题，大家普遍认为，经济发展和治国方针只有“专家”才懂。而在《威权政治》一书中，作者一针见血地支出，专家治国论者总是将世人的眼球吸引到技术解决方案上，以掩盖对穷人权利的侵犯行为，这种障眼法无疑是当今社会发展中的道德悲剧。
书中还反驳了专家治国论者信奉的“白板论”，即一切均可重起炉灶，如有发展滞后等现象就应该在专家的指导下重新来过。与“白板论”相反，作者支持更为温和的改良观点，只有站在尊重历史和文化发展的角度，赋予穷人充分的政治权利与经济自由，全球性的贫困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编辑推荐
《威权政治：经济学家、政策专家和那些被遗忘的穷人权利》荣获《华尔街日报》2014年年度好书。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畅销书《白人的负担》作者倾力提供解决贫困问题的全球视角。著名经济学家保罗•罗曼、哈佛政治学教授弗朗西斯•福山、诺贝尔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等数位著名经济、政治、国际问题研究专家联名推荐。
作者简介
威廉•伊斯特利 (William Easterly)
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目前任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纽约大学发展研究所所长。被《外交政策》杂志评为全球100名最杰出的思想者之一，全球100名被引用次数最多的经济学家之一。其代表作、全球畅销书《白人的负担》荣获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图书奖项之一“哈耶克奖”。
目录
前言
俄亥俄州西北部伍德县的农夫们绝对料想不到这一幕会发生在自己的眼前：2010年2月28日的清晨，当他们还在教堂做礼拜的时候，士兵来了。听到外面枪声大作，农夫们急忙奔向自己的农舍，而此时才发现农舍已经被大火吞没。一些士兵拿枪对着手无寸铁的农夫，阻止他们拯救自己的家园，而有些士兵还向堆放着新收庄稼的粮仓泼洒汽油，接着将粮仓付之一炬。一个8岁的孩子没来得及逃出来，因此葬身火海。相比之下，奶牛所受的待遇却很人道——一阵机枪轰鸣将它们赶出了牛圈。两万多名农夫在枪口的威胁下由士兵押解着离开了那里，他们被告知：“别回来了，这片土地不再属于你们了。”
这些农夫世代居住于此，耕种于此。当他们得知是一家英国公司在军队的襄助下霸占了自己家族的累世产业时，他们愤怒了！这家英国公司打算在此地造林，再出售木材。农夫们又得知这家公司的项目得到了世界银行的资助和支持，那可是全球范围内扶贫、治贫的官方国际组织——它不受俄亥俄州甚至美国的法律或法庭制约，这让农夫们无比恼怒又无可奈何。
绝望之下，他们或许只能寄希望于媒体了。事实上，一年后的确有一家英国人权组织——乐施会（Oxfam）就2010年2月在伍德县发生的事件发布了报告。2011年9月21日，《纽约时报》也对此事进行了报道。报道刊出的第二天，世界银行承诺会展开调查，然而农夫们企盼的调查结果至今都未到来。
当我写本书的时候，那场悲剧已经过去了三年，除了受害者之外，几乎所有人都已经遗忘了那次事件，那些农夫大概无法理解为什么没人在意他们的遭遇。
富人和穷人的权利
上述故事是否真实发生过？其实，除了一个地理位置上的小差别外，它千真万确——它并没有发生在俄亥俄州伍德县，而是在乌干达的穆本德地区。世界银行在那里推行植树造林项目以提高当地人的收入，1但它对有些人的权利视而不见，而这部分人显然不在受益人之列。
这样的故事怎么可能发生在俄亥俄州！倘若是在俄亥俄州，它势必引起强烈的抗议，正义将被伸张，受害者将得到补偿，犯事者将受到严惩。
当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son）于1776年写下举世闻名的政治理想声明时，他列举了王权对个人实施的种种暴行，“他在我们的海域里大肆掠夺，践踏沿海地区，烧毁城镇，残害人民的生命”。
下面这段话的主旨就是为了阻止这些暴行：
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不言自明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权力是经被统治者同意授予的。
其他西方国家重申过类似的政治理想，例如法国大革命时期，法国国民议会于1789年8月26日通过《人权宣言》是为了：
把自然的、不可剥削的和神圣的人权阐明于庄严的宣言之中……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自由就是指有权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
这是穷人们对自由的憧憬，毕竟1789年的法国人和1776年的美国人的人均收入与今天的非洲居民的人均收入基本持平。
世界银行的总部在西方，它的许多经理和员工也都认同这个自由梦。
然而在受世界银行影响的世界里，即在不同时期被称为“第三世界”或“欠发达国家”的地区，它们并没有清楚地提出这个自由梦。
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世界银行不可避免地遭到了一些质疑，因此它一直在准备各种报告来说明自己的管辖性质，多年来他们用的是一个含糊其辞的说法：“治理”（governance）。对这个字眼的最新诠释出现在2007年世界银行的“治理”报告中：
要强化治理……将需要……谨慎地构建……一个详尽的绩效框架，要考虑预算问题及人员配置问题……并需要进一步与股东进行协商……还需要制订一份《实施计划》，概括说明全面实施该策略所需的具体举措。2
在上面关于治理的文件中，看不到以下任何一个词：自由、平等、权利、民主。这些遗漏绝非偶然，长久以来，世界银行的报告都没有提及这些词。当被问及为什么“民主”一词从未出现在世界银行的任何报告和演说中时，其新闻办公室的回答是：世界银行的章程不允许其使用“民主”一词。稍后我们会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揭示这条规定背后的真实历史。
那些农夫的家园被焚烧殆尽，世界银行却没有对此承担任何责任，这足以证明它并不打算奉行自由、平等、权利、民主的政治理想。这一点在官方文件的措辞中得到了进一步体现，例如“强化治理”并“考虑预算问题及人员配置问题”等。“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这句话在乌干达穆本德地区的农夫们听来是如此令人费解，难道自己不被包括在其中？
技术官僚的错觉
技术官僚们一直坚守着一个错觉：贫困纯粹是个技术问题，只需提供肥料、抗生素、营养补充剂等技术手段就能解决问题。传统的让穷国富起来的经济发展方法就是建立在这个错觉上。世界银行在穆本德地区采取的行动体现了这个观点。其他对抗全球贫困问题的机构，例如盖茨基金会、联合国以及英美援助机构也对这个观点深信不疑。
技术官僚的发展方法忽略了一个重要的致贫因素，而本书认为这才是造成贫困的真正原因，即国家拥有不受约束的权力，而穷苦百姓毫无权利可言。举个例子，在乌干达穆本德地区，造林技术的确提供了一条解决贫困问题的出路，但是对于穆本德的农夫而言，它恰恰是条末路。“贫困是由技术落后所致”的错觉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士兵及世界银行对农夫权利的侵犯因而被忽视了。
正是由于技术官僚的这个错觉，不经意间，技术专家们将新的权力和合法性授予了愿意实施技术解决方案的国家。那些极力鼓吹技术官僚发展方法的经济学家们对权力有着出人意料的天真认识：他们相信哪怕不给这些新权力施加任何约束，国家也不会凭借它们作恶。
于是，以前国王需要打着“君权神授”的幌子才能享受的权力，在我们这个时代被威权者们借着发展经济之名堂而皇之地掌握在手。拨开重重迷雾看如今的发展，从本质上来说，其实是一群心怀善意的威权统治者在专家们的建议下推行的各种方案，本书将这种模式称为“威权主义发展模式”。“技术官僚”一词是20世纪早期的产物，它的意思便是“专家治国”。
从道德的角度来看，威权主义发展是个不折不扣的悲剧。穷人的权利——例如乌干达的农夫们应有权保卫自己的家园不被烧毁，本身就是个道德目的。这世上没有道德中立的治贫方法，任何发展方法都只有两种可能：尊重穷人的权利或者侵犯穷人的权利。没人能通过借助“非意识形态的循证政策”（当下发展理论的流行术语）来避免这个道德选择。
通过将世人的眼球吸引到技术解决方案上，来掩盖对人民权利的侵犯行为，这种障眼法无疑是当今发展中的道德悲剧。
此外，从实用性的角度来说，威权主义发展也是个悲剧。历史和现在的经验告诉我们，拥有政治和经济权利的自由个体——姑且称之为“自由型发展”，构成了相当成功的问题解决体系。在自由型发展中，无数自发的问题解决者群策群力，取得了令采取专家方案的威权者们望尘莫及的成就。稍后我们将看到，在自由型发展下，“会哭的孩子有奶喝”，而威权主义发展干脆用警察或监狱“不让孩子哭”。换言之，威权主义发展抑制问题的暴露，而自由型发展只要发现问题便会及时解决。
穷人的确面临着一些技术问题，他们也确实缺乏相应的技术解决方案，但这些都只是贫困的表现症状，而非贫困的真实原因。本书认为造成贫困的原因是政治和经济权利的缺失，是因为缺乏一个自由的政治经济系统，所以才不能为穷人寻找技术解决方案。被专家们寄予厚望，期望其能执行技术修补措施的威权者不是问题的解决者，相反，威权者正是问题的所在。
技术官僚错误地认为贫困是由缺乏专业技能所致，但事实上贫困是因为缺乏权利，而对前面问题的重视导致后面这个问题变得越发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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